这不意味着《好东西》的女性表达是悬浮、说教的，恰恰相反，它是如此具体，融入主角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是我们当下生活最理想化的面貌。

有人批评《好东西》“妈不像妈，孩子不像孩子，一切都是假的”。上播客“随机波动”时，邵艺辉谈到自己经常陷入思考：究竟是去呈现一个真实但她不喜欢的、她认为不文明也不高级的世界，还是去呈现一个理想中的、没那么真实的世界？后来，她发现自己只能做到后者。

所以，在《好东西》里，搬家公司的名字叫“袋鼠妈妈”；王茉莉随了妈妈的姓，会不假思索地说出“经血又不是屎，怎么能弄脏呢？”；小叶约会回家被尾随，铁梅会骑着平衡车上前表示“让男的也感受一下被尾随的感觉”；看到随地大小便的男人，铁梅也会大声怒斥。而当铁梅在地铁累到睡着，头不自觉地靠在邻座男生的肩膀上，另一边的女生会悄悄把她揽到自己肩头。

这些碎片只是真实世界的一小部分，但确确实实是正在发生的故事。它们比现实更远，比冒着粉红泡泡的Barbie Land更近，就像上海街头唱起的《明天会更好》，交织着历史记忆、此时此刻和对未来的想象。

一名观众手绘的角色画像。（图/微博@邵艺辉）

女性主义电影，不必苦大仇深

当我们提起女性主义电影，往往感到有一种苦大仇深的必要性。我们不愿把它与商业片联系在一起，害怕喜剧消解了现实困境的沉重和复杂。

比利时导演香特尔·阿克曼于1975年自编自导的《让娜·迪尔曼》，被誉为影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女性主义电影。三个半小时中，导演以真实时间为尺度，将镜头对准日复一日买菜、做饭、拖地的家庭主妇，让洗碗和谋杀在电影中获得同等注意力。

（图/《让娜·迪尔曼》）

2019年滕丛丛导演的《送我上青云》，主角是有着新闻理想的女记者盛男（姚晨 饰）。盛男意外地发现自己得了卵巢癌，为筹集手术费，她不得不答应为富商李平的父亲写自传。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，盛男踏上了一条寻找性爱、直面自我欲望的道路。在与不同男性角色的关系中，我们看到了父权阴影下女性的挣扎与自我救赎。

批评一部女性主义电影消费女性议题，是永远不会出错的——就像批评一部商业电影不够深刻，无疑是展示自身电影品位最便捷的方式。但一方面，我们需要具备思辨性、能引发讨论的女性主义电影；另一方面，我们也需要轻松愉快、把各种主义和议题包裹在嬉笑怒骂中的女性喜剧电影。一千个女导演，就应该有一千种女性电影。

我们需要有人在重复女性苦难叙事的同时，提出“单亲妈妈一定要过得苦吗”；需要有人把家务活想象为各种自然声效的脑洞——晾衣服的声音像打雷，煎鸡蛋像下暴雨，煮面像沙漠里下雨，吸尘器吸地像突然袭来的龙卷风，妈妈做菜则像熊猫吃竹子。

长久以来的刻板印象中，女导演就只能拍摄小成本的生活流电影。而相较于历史、战争题材，生活流往往被认为格局不够大。但《好东西》中这段蒙太奇，绝对是今年影院中最充满诗意的片段之一。铁梅忙碌的背影，小孩闪闪发亮的眼神，被小叶充满灵气的采样串联起来。

做家务活一定是枯燥无味的吗？（图/《好东西》）

《好东西》观看男性的目光是调笑的，毫不掩饰地写满了“你没事吧”的意味，它并非以“男凝”为原坐标，再往相反方向走。而电影投向女性的目光始终是温柔的，它用温暖的方式包容了一切。

正如《人·鬼·情》导演黄蜀芹所说，如果把男性视角比作朝南的窗户，女性视角就是东窗。阳光首先从那里射入，从东窗看出去的园子和道路是侧面的，有它特定的敏感、妩媚、阴柔、力度与韧性。

《好东西》的温柔，也体现在对非传统家庭关系的探索和想象上。

有意思的是，当铁梅和小叶被胡医生误以为是“拉拉”情侣时，铁梅瞬间回到传统性别秩序中，刻意扮演起“男性气概”——穿上宽垫肩的西装、岔开双腿、压低嗓音，而胡医生也急忙表示政治正确，借机从关系中顺利脱身。

很多观众表示，这一幕很夸张，但也很好笑。（图/《好东西》）

而铁梅、小叶和小孩通过日常相处，构建了女性共居的完美模板：她们相邻而居，共同抚育小孩，一起吃饭、喝酒、看展、旅游——可以是闺蜜，可以是伴侣，也可以互为母女。小叶在铁梅忙于打工时帮忙带娃，鼓励小孩尝试走上舞台；铁梅经常给一大家子做饭，以一种母亲般的关怀站在小叶身后，给予依靠和理解。

小叶想用男人的爱填补心里的洞，但墙上明明白白写了“爱情没有神话”。最终，还是小孩品尝她略带咸味的泪水，告诉她：“你的眼睛又美又亮，怎么看我都没关系。”

女性互相陪伴，彼此看见。电影中，小叶心疼铁梅总想一个人承担所有，告诉她“你没法给所有人当妈”“你不是我妈妈，没必要跟我道歉”；而铁梅心疼小叶因原生家庭留下的创伤，告诉她“总要有人跟你说声对不起”。

小叶因为吃了过量安眠药被误以为自杀那个情节，更纾解了许多女性内心的恐惧，提供了一种梦寐以求的可能性。假设一个独居女性发生意外，或许会有像铁梅这样的女性好友第一时间发现，也会有一张温暖的床铺接纳不想回到孤零零房间的她。又或者，假设一个女性终身未婚未育，也会有三五好友互相关照，不用独自面对老年生活。

这一幕，有观众联想到《爱情神话》里老白没有修好的电灯泡。

电影接近尾声时，小孩第一次登台打鼓，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当音乐的观众。而小孩真正的兴趣在于写作。铁梅问小孩，为什么要写《我不再幻想》这篇作文、为什么不能写点乐观的故事？小孩回答道：“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自信，才能直面悲剧。”